这条当行之路是主体所具有的，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，这就是道不可离的根据。

程颐的涵养用敬，是为了涵养心中之性。这意思是说，单从作用上看，似有动静语默之分，但从存在上说，体用合一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并无动静语默之分。

这是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，慎独则是实现内外表里如一的必不可缺的工夫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敬畏就是主宰。这样看来，二者有内外动静之别，穷理是洞察，居敬是静养。但是，如何才能诚意呢？工夫全在慎独上。有以察乎动中之静，是以感而未尝不寂。

而这所谓人欲，并不是指正当的物质欲望，而是不合理的私欲，包括超出人的生理需要的过度的物质追求。大抵诚字在道则为实有之理，在人则为实然之心，而其维持主宰全在敬字。同时，以礼为治，自孝开始。

这种理解的方式，经常是用史的眼光，把六经理解为中国文明史或民族史的源头。凡《春秋》之所褒者，皆事之合礼者也。至于《书》，曹元弼说：孔子曰：为政先礼。就此而言，曹元弼的经学体系对传统经学具有革命性。

而在曹元弼看来，人伦要实现，主要必须依靠礼。刘师培强把诸家合于礼，因此墨家言吉礼，阴阳家言凶礼，纵横家言宾礼，兵家言军礼，其他诸家，无法配在某一礼类，只能泛言崇礼。

自是五帝、三王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盛德大功，皆由此起。1919年11月1日，吴虞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吃人与礼教》，便认为：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，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，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。而帝国之所以成立，是从伏羲作《易》以来到周孔制法，其道在六经，其本质是礼，其核心精神是人伦，而其根基是人心固有的爱、敬。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。

曹元弼的这种新的礼学观，不是申述郑玄，而是在郑玄的基础上重建礼学体系与经学体系。后来王蘧常作《诸子学派要诠》，在解释《庄子·天下篇》其在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、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时说：邹鲁皆承孔子之后，六经之学者也。第二种以刘师培为代表，认为做为王官学的六经，都是礼。然而，在清末民初，思想的构建往往面临着文明延续、国族建构、学术重组等多层面的纠缠，曹元弼、刘师培皆以礼贯通六经，但其文化信念、政治选择、学术影响几乎截然相反。

于是刘氏还原《周礼》为《周官》，认为周礼之名，原为六经之周部分之通称，不能仅称《周礼》一书。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，至周公制礼而大备。

[22] 以刘师培之见，从《汉志》到章学诚，都认为六经是王官学，诸子出于王官，那么，六经皆礼，也便意味着诸子出于礼。故父者子之天也，君者臣之天也，夫者妻之天也。

此伏羲而下，草昧所以变文明，三代之世，中国所以服夷狄也。也就是说，礼的意义，即在于明人伦。…《左氏》昭二年传云：韩宣子观书鲁太史，见《鲁春秋》，亦曰周礼尽在鲁。同时，因为人伦的背后是《孝经》中的爱敬，人伦是六经的核心，则爱敬亦贯穿于六经。曹元弼于礼学，特重《丧服》一篇，于经学，特重《孝经》一篇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两篇集中表达了人伦思想。[20] 刘师培用礼来理解六经，实质上就是用礼来理解王官学。

然溯其起源，悉为礼家之别派。而曹元弼则认为礼经只是《仪礼》，《周礼》是纲领，是制度背景，《礼记》是义疏。

[24] 在这里，文明不只是对草昧的野蛮状态，而且是强调相对于普天大地，也就是西方。尤其是对《书》，刘师培认为，《尚书》首列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二典，典与则同，即一代之礼制也，其说毫无根据。

如果说郑玄以为六经皆有礼，那么，少年刘师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，六经皆是礼。[1]其二是顾涛的《论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》，文章认为，陈钟凡在《经学通论》、《诸子通谊》二书中，发明刘师培《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》一文的要旨，提出六经皆礼的命题，文章对陈钟凡的说法进行系统的考察。

这使诸子学研究获得了新的解放，有了新的理论可能性。若如刘氏之说，则尧舜周孔所立，一经即可，何必六官所守，分在六经。如果说《易》法天地，便可称为礼之大本，那么这里的礼，既不是三礼文献，也不是具体的礼制仪节，甚至不是礼制背后的礼义，而是礼之理，如《礼记·礼运》所说的礼必本于大一，孔颖达《礼记正义序》所云：夫礼者，经天地，理人伦，本其所起，在天地未分之前。《春秋》宪章文武，约以周礼。

传统中可以贯通群经、重建经学体系的理论、方法都被重新激活，用以统合传统学术，无论是以《春秋》为纲的经学体系，还是以礼学为本的经学形态，抑或是刘歆到章学诚的王官学理论，都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。即术数、方技之学，亦与古礼相表里。

但是，诸子与王官的关系已经松动，到了胡适以哲学解释诸子学的时代，首先面对的就是诸子与王官学的关系，于是作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，诸子学完全成为面对战国变革时代的个人思想。刘师培的六经皆礼之说，主要有两个理论基础，一是郑玄的以礼解经，导致六经有礼。

[9]曹元弼把礼抽象为天地万物形成的基本法则，才可能将《易》象直接称之为礼。其著述大致有三种类型，一是尊张之洞嘱，用《劝学篇·守约》体例编十四经学，所成如《孝经学》、《礼经学》等，都是简述群经的著作，旨在适应一定普及意义的经学教育。

道家出于史官，…则道家非不崇礼矣。[4] 曹氏首揭六经同归，其指在礼，其语出自班固《汉书·礼乐志》六经之道同归，而礼乐之用为急。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，…则纵横家所言之礼，乃五礼中之宾礼矣。《礼经学》之外，他还多次说过类似之语，如《周易郑氏注笺释序》云：盖六经同归，其指在礼。

二十余年恶氛横溢，灾害并至其极，遂至于全国数万万方里，原野厌人肉，川谷流人血，坏堤防、决洪水，纵火成焦土，民之生也难矣。这固然是出于刘歆到郑玄对礼的理解基础上的经学构建，但刘师培还原周官之名，却是要把周礼归属六经，乃言‘周礼为六艺之通称，则知六艺皆记礼之书。

曹元弼这种思路，也可以称之为六经皆礼，但这种六经皆礼的内涵，是礼为六经的内在标准，可以以礼解释六经，六经的教化也必通过礼来实现。简言之，曹元弼认为六经都有礼，刘师培认为六经都是礼。

也就是说，比较典型的有两种六经皆礼理论，第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，强调六经其指在礼。对曹元弼而言，因为六经有礼，礼即人伦，君臣一伦的消失，意味着背后平等观念的兴起，那么，父子、夫妇即便在名号上得以保存，在伦常上也已经实际崩溃。